就本案而言，闯红灯的事实相同，但是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应成为裁量时考虑的重点。
其次，禁止授权内容过于广泛甚或是空白授权情况出现。行政权的边界意识不但是问题中的问题，而且它决定相关立法的走向以及实践中执法者的具体行为选择与操作。
这是内在的时间边界意识。以及行为方式的有限性。对于司法权之与行政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边界意识主要表现在：首先，司法权不得逾越司法审查受案范围与审查强度之规定，承认行政裁量权。按照贺来学者的观点边界意识有四重内涵性规定：承认领域的分化、领域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各领域游戏规则的自律性，是边界意识的第一重内涵。行政法本应是对公共行政的规范与调整，然而，我国法学界对于行政的公共性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10]沈岿：《行政自我规制与行政法治：一个初步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所以，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就显得十分重要，不应该因为责任的越界或混同而使行政权的背负乱伦的罪名。这种主张看上去不仅能保护反对政治强制的抵抗力量，保障法律安全，而且还能保证法学的科学性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
法教义学可以把已有的对于法律问题的论证与学说整合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使得法律人在面对新问题时，可以从这个体系中提取所需要的知识，所以法教义学可以降低法官审判时在对同一法律条文的不同理解中做出选择所遇到的困难。④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角逐。[41]宪法并不是一些人们可以任意加个人好恶于其上的语言，相反的，法律人本身受到宪法文本的约束。而在德国，个人只能基于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害才可以提起宪法诉愿并被受理。
可以说，教义化乃是宪法学之所以成为宪法学的基本特征。[60]（奥）汉斯·凯尔森：谁应该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张龔译，载许章润主编：《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251。
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法律自身的很多缺陷可以被排除，正义得以体系化、制度化地实现于社会之中。[40] 在美国，宪法学所围绕的主要要是宪法解释问题，也就是理解和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一）宪法是否应该由司法来保障？ 宪法是政治法，只有认为应当将宪法当作法律去解释和适用以判断政治活动合宪与否，宪法学的教义化才是必要的。宪法是否应通过司法来适用，是否应该由法院或者类似法院的机构来保障实施，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按照这一公式，实证法应该被优先适用，即使存在缺陷和争议，也应该被适用下去，有法总还是好于无法，因为它起码还实现了法的安定性。[34]由此，整个基本法下的法秩序就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价值基础上的，对于实证法的解释必须经常回溯到这一价值基础。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因素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也曾被质疑并非法律判断，而是一种基本权利政治。 三、宪法作为政治法：宪法教义学的特殊问题 如前所述，法教义学化是宪法学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并区分于其他学科对宪法的研究的基本要素，而当代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更强化了宪法学的教义学取向。
何以如此？这又可以追溯到宪政国家的基本目标：法治。在宪法学中，也存在着各种修宪乃至毁宪另立的主张。
[5]按照魏德士的概括，法教义学提供对实定法的论证，给出法律问题的解决模式，包括一切可以在法律中找到的以及法学与法律实践为法律增加的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然而，相关的批评却从未止歇过，其中最重要的批评在于认为宪法乃是政治法，排除政治因素而对宪法进行纯粹的教义学式的概念阐释和体系建构是错误的，也可能是徒劳的。
[59]在施密特看来，进一步明确宪法的内容是一项政治性的活动，本质上应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来决定，而不能由司法来决定。[73]所谓宪法不提供具体的保护方案、立法机关享有充分的形成自由，都意味着宪法只是给出了政治活动不可逾越的规范边界，在此边界内政治依然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妥协、游说、联合以及最终政治意志的法律表达都依然在发挥着作用。[78]被政治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绑架的宪法判断是无法实现应有的法的安定性的。当时，民法学的发展已经使得实证主义的教义学方法非常成熟，格贝尔和拉班德则将此种方法引入了国家法的领域，最终建立起了国家法的教义学体系。[15]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而将宪法解释的主题从宪法文本转向政治理论是背离宪法解释的本意的。
[83] （四）宪法学术与政治权力的角逐 如何对待宪法的政治性问题，还涉及宪法学者对于自身所处情境的反思。在看到宪法草案后，他致信亚当斯、麦迪逊等人，指出其中有很好的条款，也有很坏的条款，并为宪法没有包含一个人权法案，也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而感到愤怒，甚至于认为当初赞成召开制宪会议是一个错误。
[3]参见 Karl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Aufl.1991，S.189.（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113—114。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对于宪法学意义重大的新因素：一个是德国接受了历史上曾经遭排斥的司法审查理念，建立了宪法法院制度（宪法法院制度最早是由凯尔森所倡导的），这为宪法学的教义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正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法体系的产生，使得解释和体系建构性的法学工作有了规范文本上的基础。[71]Christian Starek， Das Bundesverf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Politischen Proze?, in： Badura/Dreier（hrsg.）, Festschrift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fgericht，Bd II，2001，S.7f. [72]参见陈征：第二次堕胎判决，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167。
，a.a.O，309. Larenz, a.a.O，S.195. [11]Cremer，a. a. O. S.18 [12]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主编：《中德私法研究》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8。[6]阿列克西将法教义学概括为三个不同层面的工作：①对现行的有效法律的描述。针对施密特关于司法只能基于构成要件明确的规范进行涵摄的主张，凯尔森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规范就其内容带有疑问和争议的时候，通常大部分司法的大门才会开启，否则就只存在事实争议，而非实际上的‘法律争议，[63]具有更多原则内容的宪法并非不可作为司法依据的规范，施密特所持的不过是早已被拋弃的认为司法不过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的陈腐主张。在现代的法治国和立宪主义原则下，不允许有任何法外空间的存在。
他说宪法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被限定了的讨论领域，不仅是为宪法文本所限定，而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文本解释的基本规则所限定。[43]出于对法的安定性的法治主义追求，宪法的法教义学化使其可以约束和对抗各种法律外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秩序。
……所有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因素，对于以具体法律素材为基础的教义学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88] 对于以上的这些争议，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政治立场甚至个人利益轻易地做出判断
……公法学家必须进行政治思考，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宪法政治和德意志同盟的政治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以自己的利益明确表示，自己要在讲台上主张什么。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对于宪法学意义重大的新因素：一个是德国接受了历史上曾经遭排斥的司法审查理念，建立了宪法法院制度（宪法法院制度最早是由凯尔森所倡导的），这为宪法学的教义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单纯的国家整合、取向于（不知由何而得之）个案适当解答的国家理性，乃至政治后果的考量，都不足以要求曲解宪法规范，以顺服政治的需求。[21]Larenz，a.a.O, S.195.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学是否价值中立、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是怎样的关系。在基本权利解释中利用某种基本权利理论（其背后是某种政治理论）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意识形态的补充（ideologische Zutat）。在看到宪法草案后，他致信亚当斯、麦迪逊等人，指出其中有很好的条款，也有很坏的条款，并为宪法没有包含一个人权法案，也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而感到愤怒，甚至于认为当初赞成召开制宪会议是一个错误。
通过建构具有一致性的、可供长期使用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义学体系，庞大、杂乱而且存在内在矛盾的法律规范体系得以增强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里，笔者尝试在四个方面探讨：①宪法是否应该由司法来保障。
这种贵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唯法是尊的客观中立性，法律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经常会因法律人无偏见地继续坚持贵族统治的信念，使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无知的或者过于雄心勃勃的行为得到缓和。[40] 在美国，宪法学所围绕的主要要是宪法解释问题，也就是理解和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
[30]拉班德的结论在政治上是对国王有利的，但他拒绝了俾斯麦完全抵触宪法规范的理论，拒绝了基于政治立场的粗鲁判断，而是通过对宪法规范的精妙阐释而得出结论。[45]通过这种细化的审查步骤，各种可能出现而应予考虑的因素都被体系化地预先纳入，宪法审查从而变得具有更强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
